为老有所乐创造更好环境（民生观）

因此，话语体系与演变脉络无法切割，构建宪法实施话语体系自然需要对相关学术史和制度史进行认真回顾与梳理，并对其未来演进趋势和发展方向予以展望。

[150]引用外国法则会损害一国独特的宪法传统对于宪法裁决的控制。[32]此外，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的创立也是国际性司法审查的重要标志。

然而，一旦法官超越了本国宪法的范围，诉诸外国的宪法或者国际法来处理案件的时候，其自身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正当性基础，出现严重的民主赤字问题：谁给他们这样的权力？谁来约束他们？他们向谁负责？其次，如同任何一种全球化一样，宪法全球化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盟军试图让德国民主派人士建立联邦制，并采用司法审查体制。与法官与民众关系问题相关的是政治的司法化问题。该宪法法院参照凯尔森模式而定，随后即成为宪法的守护者，其模式和判决也很快成为其他国家模仿和学习的对象。[23]宪法和法院相辅相成的兴起趋势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原因。

虽然利比里亚并非美国的前殖民地，但其宪法基本照抄了《美国宪法》。从观念上来讲，二战之后自然法的复兴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为司法权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和司法审查国际化奠定了意识基础。[25]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德国与奥地利刑法中责任概念的流变》，陈金林译，《刑事法评论》第28卷，第81页，转引自熊樟林:行政处罚责任主义立场证立，《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3期，第157页。

随着责任理论的变迁，过失的认定从主观的心理状态判断转化为了客观的注意义务审查。责任原理及其变迁主要面对的也是为何在行为人没有直接意图的情况下要进行非难性评价，以及如何对过失进行认定的问题。进货查验义务在其他条款中也可以是行为规范，即直接被法律设定为相对人应履行的义务。关于进货查验义务，除了与食品销售相类似的随货证明文件和外观查验以外，该操作规范还特别要求餐饮服务者进行温度查验，并对不同食品规定了原料建议存储温度。

进入专题： 行政处罚 主观过错 注意义务 食品安全法 。在过失犯的认定中，能否直接以行政法中的规则作为填充规范来确定刑法上注意义务的内容，还应当根据具体情形加以甄别。

又比如，食品经营行为除了食品销售外，还包括餐饮服务，[33]二者的进货查验要求也存在差异。[25]关于何种类型的行为人能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来遵守何种注意义务，可以根据经验事实，脱离特定个案而形成类型化标准，从而能比较客观地来比照当事人的具体行为。[32]参见《苏州市涉企免罚轻罚清单3.0版和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第三，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还是证明惩罚性赔偿主观状态的情形之一。

实践中，对于农贸市场摊位、小门店等销售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的，只要索证索票齐全，能据此确定食用农产品来源的，一般即可认定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不存在主观过错。（一）从心理状态评价到规范期待评价行政法学者多将行政处罚中的主观要件与责任主义联系起来。还有学者基于法规范整理出以下几种情况:不苛求主观要件、具有主观过错才能给予处罚、必须具有主观过错且该过错在客观上造成了危害后果才予以处罚（参见马怀德:《行政处罚法》修改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10页）。[13]参见注（1），王贵松文，第7-8页。

社会对经济人本就有模型化的预设，对其分别设定类型化的注意义务也顺理成章。关于为何要对违法行为的主观过错进行非难，传统的心理责任论认为，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本身就值得制裁。

[6]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主观过错是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还是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责性），理论上有不同观点，本文主要从有责性角度出发来认识主观过错要件。而注意义务则是能力维持规范，其内容是行为人应当确保自己拥有正确认知法益侵害危险的能力。

只有在目的统摄下体系性地看待注意义务的设置规则，才能全面理解特定行政领域中主观过错要件的地位。[26]参见陈璇:注意义务的规范本质与判断标准，《法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8页。责任评价的客观化与结果责任有何不同?从规范文义来看，《行政处罚法》作为处罚领域的基本法规范，在第33条明确提出了主观过错要件，表明了行政处罚在进行责任评价时应当关注行为人主观上的可责性。三、主观过错认定方式的客观化《食品安全法》第136条表明，食品经营者如能证明在采购时无主观过错，不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则可免除处罚后果。那么，个案中的进货查验行为和制度化的进货查验义务之间是什么关系?（三）进货查验义务履行标准的客观化如果在主观责任的认定上关注行为人对意思自由的滥用，那么评价时采取的一定是行为人标准而不是一般人标准，[24]过错的认定需要逐案判断当事人是否有履行注意义务的可能性以及他是如何选择的。这属于结果责任，即不问主观状态。

[23]比较之下可以发现，本案当事人主张基于个案中的进货查验行为及其对违法结果的避免可能性，来判断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二审法院认为，《食品安全法》第53条关于进货查验义务的规定一共有三个条款，其中第1款针对所有食品经营者，要求在采购食品时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第2款针对食品经营企业，要求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一方面这意味着，在行政处罚中具体法益保护和行政秩序维护这两种规范目的并不容易界分，秩序维护会是很多处罚单行法所考虑的重要目的。行为规范是法益保护规范，其内容是行为人不得侵害法益。

随着责任评价标准的进一步客观化，问题的关键就转变为当事人拥有何种控制能力，应履行何种注意义务，而这两者都应当通过规范来予以界定。鉴于行为人系初次违法，且查验并留存了供货商的相关证件与报关、检疫材料，已部分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违法行为不具有主观故意，并能主动提供证据配合调查，应当减轻处罚。

应当为行为人提供客观明确而有限度的注意义务指引，并在标准制定时遵循一致的规范逻辑，这样才能避免制裁的泛化或者风险的错误分配。[12]这一司法解释一方面佐证了上文提到的，是否履行进货查验义务，是用来证明食品经营者主观状态的重要证据。重要的是考察具体领域的规范目的，以及制裁措施与目的之间的匹配性。只要始终以具备自由意志的行为人为中心，责任评价的客观化就与结果责任存在本质区别。

此外，特定领域的规制效果，是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共同实现的。如果行为人充分履行了该注意义务，那么可以推断其不知情，在主观上不存在过失。

而且，这还与不同的食品经营者可能制造的危险范围以及防御危害的能力相关：企业一旦销售不符合食品标准的食品，影响的群体范围要远大于一般销售者，如果能建立一些防御性制度，将能有效降低危险，这就构成食品销售企业承担更高注意义务的理由。[33]《食品安全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下列活动，应当遵守本法:（一）食品生产和加工（以下称食品生产），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以下称食品经营）。

这些填充规范往往是由相应领域的机关根据执法经验归纳形成，能通过类型化的方式兼顾注意义务的客观性需求和不同行为人的能力差异。至此，过失的认定就从主观的心理状态判断转化为客观的注意义务审查。

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由于注意义务是一种避免违法结果的能力维持规范，问题的关键就转化为，需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行为人的能力。[2]行政处罚的实践部门多采结果责任立场，对于日常生活中大量出现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在非现场执法的情况下，只要存在客观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情况，即构成应受处罚的违法行为。作为企业的食品销售者可以通过经营制度的完善来进一步避免违法结果，与其他主体相比，其有更高的控制能力，因此需要承受更高的规范期待。

据此，在具体的行政领域中，通过限定适用语境、明确认定标准、解释规则逻辑，主观过错要件就能以一种相对客观化的方式得到适用。[44]参见注（3），第429页。

而事实上，由于我国对于处罚措施规定得比较宽泛，法律通过这一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就不限于惩戒过去的违法行为，还包括预防可能的危险等规制性目标。[7]比如有学者归纳出主观过错在处罚中的三种地位:作为行政处罚构成要件、作为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的考虑因素、不考虑主观过错（参见注，王贵松文，第3-5页）。

最后，关于注意义务与主观过错之间的关系，还遗留了一个问题。此时制裁措施的目的，除了有对行为人主观过错和客观违法的非难之外，还包含上下游危害风险的预防与控制。